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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建築文化差異

經過筆者和建測規園業界的多年努力爭取,兩地政府近日終於達成共識,發布《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管理暫行辦法》,以利便業界直接在大灣區競投建築工程及相關的顧問項目,包括自動承認香港專業人士和企業的相關資歷 (內地稱為「資質」),以及容許香港的顧問公司在成功投得大灣區的項目後,才按需要在有關城市開辦公司。

不過,單純認可香港專業人士和企業的資格與資歷,並不代表他們就可「順風順水」地在內地執業,原因之一是兩地的建築文化存在頗大差異,令香港業界與內地公司競爭時往往處於劣勢,甚或處處碰壁。筆者早前就邀請到參與過兩地多個大型建築項目的知名建築設計師嚴迅奇先生舉辦座談會,向業界分享他對有關問題的體驗和心得。

嚴迅奇指出,兩地的建築文化差異可分為三大方面,第一是建築設計文化,主因是兩地的城市形態和條例規控都有頗大分別。香港地少、路窄,建築物新舊交雜並且密度極高,很少有全新規劃的大型發展區。好處是在進行建築設計時已清楚知悉周邊環境,變數較少,壞處則是空間局限較大,必須小心考慮與周邊建築物在功能及外觀上的融合,增加協助效應。

相反,內地的城市形態一般都是地大而路闊,有不少由無到有的新發展區,給予建築設計師較大的發揮空間,因而有較多具特色和創意的地標式建築。但由於在設計時往往難以確定周邊建築物的用途和外貌,有時到落成啟用後,才發現有不協調情況。

建築法規方面,香港人煙稠密,土地資源珍貴,對建築物的高度、密度、外觀設計、室內間格和設施、樓宇及消防安全,以至建造方法、物料和環保等方面的規限都較嚴,導致審批手續繁複,施工期較長,建造成本亦較高,創意設計發揮空間受阻。但隨着內地城市持續發展和進步,民眾對安全、環保及遷拆補償等要求不斷提高,內地的建築法規近年亦愈趨繁複嚴謹,與香港情況逐漸拉近。

兩地的第二大差異是物業市場文化,內地城市多、建築物多、人口更多,發展商為了迎合不同客戶需要,其銷路取向、產品定位及企業形象都遠比香港多元化,給予建築設計師極為廣闊的創作空間,可容納一些較小眾及出位的設計。反觀香港不論是住宅或商業樓宇,大多只標榜海景、豪裝及是否交通方便,很少以獨特的建築設計或生活模式才作為賣點,加上條例規管缺乏彈性,均令建築設計師的發揮機會大減。

中港建築文化的第三大差異,是兩地的政府管治文化。內地官員不少都是由地方做起,由村、鎮、區、縣、市、省逐級晉升,如地方建設搞得好,對仕途會有一定幫助,因此較為願意接受和推動一些具特色和前瞻性的建築設計。

香港的政府官員、尤其是公務員,在城市及地區建設方面做得好,一般都不會有人誇獎,一旦出了問題,引起爭議,以至被外界質疑涉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惹來「一身蟻」甚或影響升遷。不少公務員因而抱着「少做少錯,唔做唔錯」的心態為官,往往遇難即避,反正幾年後就會調往其他崗位,不如將問題留給下手處理。

隨着內地近年加強反貪,民眾對施政透明度與問責性的期望不斷提高,地方官員在土地開發及城市建設方面亦不能獨斷獨行,但他們未有就此固步自封,而是透過舉辦公開設計比賽,邀請不同省市的專家學者組成顧問團、審評團等,就城市規劃及大型發展項目提供專業意見,從而換取民眾對政府相關決策的理解和支持。

在筆者及業界大力推動下,港府近年亦有為個別建築及基建項目舉辦公開設計比賽,但由於香港的建築相關專業圈子較細,要為有關比賽覓得多位完全獨立而又在業界有一定地位的審評,實際並不容易。加上部分香港政客喜歡凡事政治化,經常無理指控政府的專家顧問有利益衝突嫌疑,官員為免惹麻煩及拖長項目進度,往往會捨難取易,沿用着重價低者得的傳統招標模式,結果扼殺了建築物的特色和創意,以及本地建築設計師的發揮空間。

中港兩地的城市形態、條例規控及物業市場文化上的差異,都有其先天與歷史成因,難以一朝一夕改變,唯獨政府管治文化則可以主動求變。「為官避事平生恥」,希望香港的官員能夠在城市建設及其他發展範疇,更積極地扮演「促進者」的角色,讓本地專業人士與青年人有更多的發揮機會、更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