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上周辯論題為「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的議案。與全球許多國際大城市一樣，香港存在頗為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用作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香港長期處於0.53至0.54的水平，位列全球的頭幾位，但如果計及各項稅收及福利投入，有關數字則回落至約0.47，反映特區政府近年持續增加社福開支所產生的效果。
除了稅收和福利，香港的另一項、亦是筆者認為可能屬最重要的扶貧措施，便是公共房屋政策。多項研究都顯示，公屋的扶貧效果是相當顯著和持久，尤其有助消除所謂的「跨代貧窮」問題，多年來協助大量基層家庭及其子女向上流動，脫貧解困。
近年社會非常關注劏房問題，劏房家庭往往要花上超過一半收入用來交租，嚴重影響住戶的生活質素及子女成長，其主因正是公屋供應量嚴重不足，導致輪候時間愈拖愈長所致。立法會現正審議有關落實劏房租務管制的條例草案，內容包括限制加租幅度、保障續租權、禁止業主濫收水電費及其他雜費等，但由於草案未有規限「起始租金」，亦不會規管劏房的面積、安全及衞生環境等，對基層家庭的幫助相當有限和短暫，扶貧效果遠遠不及增建公屋及加快「上樓」。
故此，大幅、迅速地增加香港的土地及房屋供應，就是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扶貧、脫貧措施。筆者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書，就此提出了多項具體建議，當中最主要的三招為：推動新界「城鎮化」，透過增加基建及配套設施來提高新界土地的發展密度；全面檢視香港的土地用途分配，尤其是保育價值偏低的綠化帶和荒廢農地；檢討《城規條例》、《環評條例》等各項與覓地建屋相關的法規，精簡諮詢及審批程序，以加快推展各個公私營的建屋項目。
除了增建公屋及不同類型的資助出售房屋，加緊善用現有公營房屋資源也相當重要。筆者因此要求政府檢討公屋富戶及寬敞戶政策，將有限的公屋資源分配予最有需要的市民，以及改革現行資助出售房屋的抽籤及轉售制度、研究引入租金較高但申請門檻較低的資助出租房屋等，讓中等收入人士、單身人士及青年人，也看得見「上車」和「上樓」的希望，藉此盡量縮窄香港的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