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港台青年共居時代 實踐共享理念 官商之間加「民」[:]

[:zh]繁忙的城市生活，人與人之間疏離卻又擁擠。疏離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擁擠的是遍尋不到可以喘息的空間。對於剛出社會的港台年輕人而言，擁有自己的獨立房間，可以招待三五好友的寬敞客廳，既能建立密切的鄰舍關係，也能保有舒適的自我空間，是觸不可及的美夢。台灣青年受限於低薪及缺乏保障的租屋環境；香港年輕人則面對高不可企的房價及輪候不到的公屋。港台青年能夠生存，卻奢談生活。

在台灣，一群青年提出疑問：「人生精華歲月裏，除了生存以外，還能有怎麼樣的生活？」於是，這群青年組成玖樓團隊翻修老房子，注入發源於北歐的共居概念，共同營造青年的理想生活空間，並與政府合作開啟「青銀共居」實驗，以官民合作模式，努力摸索社會住宅這片新領域。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大量興建公屋，對「共居」和「官民合作」概念較陌生。在居住問題嚴重的香港，台灣玖樓的經驗能否成為緩解居住問題的其中一帖藥方？

2015 年，三位畢業於台灣大學的學生創立玖樓團隊，起初他們單純享受在外租房子、招待不同朋友的樂趣，但在租屋過程中，他們發現台灣租屋市場不夠健全的問題，遂萌生當「二房東」，為台灣青年提供「有居住品質租屋」的創業想法。

台灣勞工陣線收集2018 年4 月24 日至5月11 日台灣六都（六個直轄市）租屋網的公開資料調查發現，若以各都租金中位數和全台薪金中位數計算，六都的租金佔薪酬比例為23.9%，台北市更高達58%，遠超過國際常見的「30% 租屋原則」（租金上限不超過薪金30%）。此外，台灣勞工陣線也指出，基本工資所得者面對三大居住困境，包括廉價租屋數量不足、高風險居住環境及將特定人士（如單親家庭、低收入戶、單身中年男性等）排除於市場的居住限制。

玖樓目前共管理18 處公寓單位，並在其中展開共居實驗，多數公寓位於雙北市（台北市與新北市），並吸引新北市政府合作推行「三峽北大青銀共居計劃」、「永和國光青年共居計劃」。玖樓創辦人之一柯伯麟說，「台北房價愈來愈貴，年輕人領20、30K（台幣，下同），甚至40、50K，很難把薪水投進去買房子。」玖樓團隊觀察到，其實台北市有很多空屋，大概有60,000戶，而當中一半以上為30、40年屋齡的公寓。柯伯麟指出，其實這些房子多由年事已高的房東擁有，這些在市區的房子可能在等都市更新，或是屬於起家厝。

「我們跟屋主合作的方式是，我來幫你管理市區的閒置房屋。但我們不會把屋主視為普通的屋主。」柯伯麟表示，他們視屋主為社群的一份子，「像我們這樣的公共空間，屋主隨時可以回來，跟室友互動或分享故事。屋主的子女可能移民或在外成家立業，他很想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做什麼，有沒有一些是他可能參與的機會。」因此對玖樓而言，他們所做的不僅是當二房東，無論是為握有餘屋的房東改變收租過活的模式，或是為到城市拼搏的青年提供棲息之處，都是為了創造可拉近人與人距離的生活場域。

當問到玖樓的租戶一般會住多久時，柯伯麟透露，玖樓的租屋合約相當彈性，更可短租一個月。「因為我們發現全球化社會快速流動，有些人可能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很久，三個月後去上海，過幾個月可能去東京。可否針對這群人提供一個彈性的租約？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事情。」連結各方青年 室友成為朋友來自宜蘭的青年楊智強是台灣的獨立記者，採訪足迹遍及非洲、東南亞。他需要在各地短居，因此玖樓提供的服務正合乎其工作與生活形態。一年前，他曾在台北市中心的玖樓短住三個月。玖樓的營運模式亦鼓勵長租，以享租金優惠，若只是短短幾個月的租期，租金會稍高。租金並非玖樓的賣點，能從共居生活建立社群關係，才是玖樓的核心目標。

楊智強說，「（玖樓）比較讓人卻步的地方，是價錢沒有壓到很低，但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跟單租雅房、套房相比，會有室友，不需要自己去找四、五個人住一層，搬進去就可以認識很多人。」當時，楊智強的室友有台大醫學系學生、軟件工程師、律師等不同背景的青年，有次楊智強需要採訪律師，他的律師室友也幫了很大忙。他認為，能認識不同背景的朋友，是玖樓這平台的可貴之處。

不過楊智強坦言，玖樓的服務仍有尚待改進之處。玖樓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多處提供租屋服務，每處公寓單位的租金、設備、裝潢不盡相同，因此用戶會有比較的心態。楊智強表示，他和室友曾反映，雖然他們付出的租金和另外一些玖樓單位差不多，但在家具、裝潢上卻有落差。

楊智強因工作需要長期出國採訪，短住玖樓三個月後就離開，故不曉得之後情況有否改善。不過他也理解當時玖樓管理層的難處，「那時候他們人手不夠，還在擴張時期。」對於住在玖樓的收穫，楊智強認為是認識了一群有趣的朋友，每當他回台都有聯繫，「我覺得玖樓有達到他們的初衷，達成讓我們成為朋友的目標。」依據屋主預算 構建共居空間對於共居房屋風格不一，柯伯麟稱這與屋主的合作模式有關。玖樓有18 處管理的公寓單位，各處公寓單位的裝潢是自行設計，玖樓不具有公寓的所有權，公寓的裝潢設計品質，都是依屋主能付出的預算成本來訂定，因此每處公寓的裝潢風格不盡相同。

根據玖樓官網，玖樓既提供適合安靜居家生活、僅四至五人共居的寧靜公寓，亦有講究社群互動、最多可容納八人的社群公寓。對於玖樓未來的發展，柯伯麟表示，他們正籌劃「萬華復興計劃」。「復興旅社」是一家在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的舊旅舍，玖樓團隊正與第二代屋主合作，將這間可容納上百人的旅店，改造成年輕人入住的共居空間。柯伯麟期望未來此類較大規模的共生空間，也可收窄各玖樓公寓的差異性。玖樓推動「萬華復興計劃」，既希望令落寞的萬華地區有年輕人入住，以活化社區，也期望能在這時代證明，老房子的重生可以跳出開設咖啡館、文創商業空間的想像。

此外，在2018 年6 月27 日台灣首項保障租屋的法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實施前，台灣租屋市場缺乏保障，許多房東逃稅而令租務市場淪為黑市，玖樓團隊也希望藉此鼓勵房東合法繳稅。柯伯麟透露，玖樓團隊一直想把這種地下經濟枱面化，但很多時候屋主不繳稅久了，要求他們繳稅成為門檻。玖樓團隊跟會計師合作，為屋主提供專業的繳稅知識，並透過溝通，讓屋主慢慢接受。

台灣剛起步摸索社會住宅，台北市與新北市政府不約而同地以近年熱門的「社區營造」概念籌劃青年住屋政策，而新北市政府更在邁入高齡社會的台灣，開啟首個官民合作的青銀共居實驗。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科長鄭健志表示，空屋有很多類型，有一種是剛蓋好在發展商手上，不急着賣；另一種是投資客不想出租，看準市場行情才拿出來賣，這兩種類型的空屋較難進入租屋市場。此外，還有一種類型，房東長期不在這城市，或在國外工作，必須委託他人管理，這正是玖樓主力營運的模式。

玖樓通過新北市政府的公開招標，合作推出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青銀共居計劃，以及新北市永和國光青年住宅。前者是較具社會意義的實驗性計劃，讓年輕人與長者共居，探索未來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後，獨居老人如何安樂度過晚年。

鄭健志透露，三峽的青銀共居計劃有68 人報名申請，當中15 位是長者，53 位是年輕人，經篩選後，有三位長者與七位年輕人入選，並已在今年3月開始為期半年的第一階段入住計劃。鄭健志認為，目前計劃尚算成功，十位住戶都願意續約多住一年。

永和國光青年住宅原為警察宿舍，閒置了一段時間後，新北市政府將其重新活化，除保留警察局行政辦公室外，亦設有社區活動中心，二、三樓則為住所，是新北市政府鼓勵住戶參與社區營造的地方。

永和國光青年住宅可供十人共居，有意入住的年輕人必須提交社區回饋計劃，經審核後才能租住。鄭健志觀察到以往經抽籤方式入住一般社會住宅的年輕人，會覺得政府有「義務」幫助青年。他感嘆，「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幫助年輕人，其實年輕人也要負擔一些責任，所以我們考慮用共居的方式試試看，不用抽籤，只要提出自願回饋的計劃及想法，義務協助政府推動社區活動，打好社會住宅跟社區的關係，也希望社區不會排斥社會住宅。」目前，玖樓和新北市政府有相關的合作項目，暫未與台北市合作。但在台北市長柯文哲訂立的四年兩萬戶公宅（公共住宅）的目標下，也推出相關的政策措施。

台北市政府近年推出「青年創新回饋計劃」，在新落成的松山區健康公宅撥出10%住宅，讓有才華的「斜槓青年」申請，只要獲選成為住戶，就能優先挑選想入住的任何樓層單位，惟條件是必須以自身的專業或創新提案回饋社區。

與新北市永和國光青年住宅不同，台北市松山健康公宅是開放予公眾申請及抽籤入住的公宅，即使通過「青年創新回饋計劃」的「斜槓青年」成功入住，也不會提供租金優惠，還得付出更多時間回饋社區，如照顧幼兒、提供法律服務或參與親子共學堂等。無論是民間團體或公營部門推動的青年共居及青創回饋，都重視青年人是否樂於分享，並把青年視為社區繁榮的重要推動力。

共居公寓湧現 官民合作契機玖樓團隊推動的共居公寓及與官民合作的青年住宅，能否解決台灣青年的居住問題？答案或許不是肯定的。鼓勵住戶長住的玖樓，其短期的租金甚至比市面高。但玖樓鼓勵租屋市場地下經濟枱面化，並為台灣社會帶來不一樣的居住模式。玖樓的租客有嚮往社群聚居生活的年輕人，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下於各國短期移動的青年freelancer。此外，玖樓也開啟了官民合作、社區共榮的多種可能性。

「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再蓋那麼多新房子。」柯伯麟認為台灣中央或地方政府有許多閒置空間，即使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蓋的房屋，也可以透過整修活化再使用。如果不發展成商業、文化園區，是不是能夠滿足「住」的需求，並提供多元選擇？這是玖樓在未來與政府合作時希望能夠推動的方向。

起家厝起家厝（台語）指人生中第一個成家立業買的房子，發迹的祖厝。由於風水關係，即使不居住，台灣人通常也不會賣掉，避免影響家族的運勢。

超高齡社會根據世界衞生組織（WTO）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到7% 為「高齡化社會」，達到14% 是「高齡社會」，達到20% 則為「超高齡社會」。2018 年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預計，2026 年台灣將會邁入「超高齡社會」。

屋主隨時可以回來，跟室友互動或分享故事屋主的子女可能移民或在外成家立業他很想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做什麼有沒有一些是他可能參與的機會—玖樓創辦人之一柯伯麟推動社會房屋 踏出共享第一步良心業主參與 助基層提升生活能力玖樓已不再只是一個社會企業，一群年輕人透過改造居住環境，提升人生黃金歲月的生活品質，也正在一點點改善台灣畸形的租屋市場，正如團隊提倡「房子是租來的，但生活不是」。政府提供閒置空間，增添更多居住模式，也為住宅實驗提供場所。但相比空屋率高、居住環境寬敞的台灣，住屋問題嚴重的香港，能夠成功複製「玖樓」經驗嗎？

根據台灣內政部營建署的資料，2016 年台灣的空置率為10.22%，這也是當初玖樓發展的契機，將許多長輩手中的空房釋出給年輕人，意外地達成一種「世代共榮」；相比之下，香港的空置率僅3.7%（見表一）。此外，居住空間的狹窄，也讓「共居」的概念在香港「水土不服」。

香港的居住環境比台灣更嚴峻，但玖樓創辦人之一柯伯麟仍舊看到發展的可能性。柯伯麟認為，以他們的考察經驗來看，香港可開拓另外一種機會。他說：「香港要作為一個長久適宜居住的地方，標準到底在哪，我們可以先去設定出來。」他提到，香港雖然開始慢慢孕育co-living的品牌，但要怎麼打造一個適合的共居環境仍需要討論。

玖樓的理念和成功的運營模式，與正在摸索社會住宅方向的新北市政府一拍即合，計劃因而獲得廣大迴響。對於在香港開啟共居計劃，柯伯麟表示，香港現在有許多由NGO經營的社會性房屋，嘗試推出一個共居模式。因為共居可以「最小化自己的私人空間、放大公共空間」，讓大家交流合作，這是香港的社會房屋可以嘗試的方向。

柯伯麟也特別提及2012年由社會企業「要有光」試辦的光房計劃，透過良心業主、社會企業、政府合作，打造共居空間，讓弱勢家庭、單親家庭在光房的三年間學習自立自強，「畢業」後帶着有所提升的生活能力到其他地方去。

「光房計劃」成為香港共居模式的經典案例，在實驗的短短五年間，惠及550人，創造100個單位的共居空間，八成的住客因能提升租金負擔能力而離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也從光房計劃汲取經驗，開創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並將光房計劃「不止提供住宿環境，更要提升他們生活能力」的人本精神融入其中。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在2017年開始，願景是三年內提供500個單位給已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低收入家庭，開啟港府、房產業主、社會服務組織三方合作的先例，截至7月28日社聯已開放152個可住的單位，並有113戶入住。這些單位來自市區重建局、地產商及個別業主，由社聯擔任中介平台，再分給合資格的服務機構營運。

「我們絕對不是只提供四塊牆的房屋而已。」社聯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項目總監何俊傑表示，既然是社會服務就要有服務的元素，其一是合理的租金，其二是完善的社工服務，共居的最終目的是要提供可負擔的房屋，並打造守望相助的社區，期望這些住戶居住期間能逐漸提升經濟能力。

「有些住戶搬進去後很興奮，因為窗戶能看見海。長期住在劏房而患有抑鬱症的人來到共享房屋，情況都有好轉。」何俊傑開心地分享，而社聯也與香港理工大學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合作，就社會共享房屋對居民的身心狀況、社會影響力作分析評估。

從香港和台灣的經驗觀察，何俊傑認為，「台灣的住房問題比較像是租屋空置的問題，台灣沒有公屋，但是香港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興建很多公屋，所以香港政府在房屋的角色相較台灣政府重很多。」因此，比起興建公屋更富經驗、更有系統的香港政府，正在摸索的台灣政府雖缺乏經驗，卻更具彈性。港府一直受到房屋政策無法滿足住屋需求、效率低落的批評。何俊傑表示，「港府做那麼多，卻做不出任何東西，社會福利機構應該出來示範怎麼做。」何俊傑認為，許多社福機構有解決住房問題的經驗，而由社會福利機構處理的好處是「不只是分配單位」，而且會建立關係，發展社區。對於社聯來說，共居不只是一種發展社區概念、建立人際關係的包裝，也是在接收狀態不一的建築物，重新規劃分配，以容納更多住戶的一種務實的考量。

社聯的房屋單位是由發展商及小業主提供的閒置空間，樓宇的狀態不一。在香港法律針對住屋有採光、符合消防條例的要求下，為了更合理有效率運用各單位，社聯在設計共居房屋時，也會打通間隔增加公共空間。此外，為了保障居住品質，除了不採用非法的劏房單位，社聯也參考公屋標準，訂下人均最低居住面積75平方呎的準則。

甫上路一年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引發「良心劏房」的質疑。外界認為，對香港的房屋問題來說，計劃的時效性和規模僅屬杯水車薪。何俊傑強調，這種由下而上、民間主導的官民合作模式是全新的，未來也希望這個三年先導計劃能由政府出資，引入更多資源，但社會共享房屋計劃已經踏出官民合作、共居房屋的第一步。

共居與劏房的迷思「在沒有落實最小居住面積前，很難區分它是共居還是劏房。」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邱勇曾研究香港的劏房問題，他認為在沒有最小居住面積的保障前，共居無法避免被批評為良心劏房、高級劏房。即使社聯帶有服務社會目的，也因為香港沒有對「劏房」明確定義，而難以擺脫批評，「因為劏房就是一個description，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沒有標準。」邱勇提到，現在港府多引用消防條例規管劏房，在香港的納米樓不斷攀升、最小居住面積未定義前，應關注「共居」會否成為開發商合理化劏房的藉口（見表二）。他也提到，現在香港一些企業以「共居」為名，但私人的空間卻僅有一個床位，這算不算是劏房？共居成為新的居住形態，邱勇認為，政府應該制訂一個標準規範居住質素。

共居與劏房在香港被畫上等號，反映香港人對居住環境問題、住房分配議題敏感；若在香港複製玖樓的官民合作模式，也會遇到「官商勾結」、優惠特定企業的質疑。因此，何俊傑認為，在香港發展共居模式，加入「民間組織」才能有更多可能。

何俊傑表示，既然民眾對政府、開發商諸多不信任，質疑他們提出的計劃，如果在這個合作模式加上「民間組織」，或會帶來不同效果。他舉例，在談論土地問題時，民間常擔心官商勾結。例如，港府提議填海造地，重新造的土地賺錢的，不會是基層民眾。此外，要面對的核心議題是資源分配。有些私人發展商擁有農地，政府希望與發展商合作興建公屋，但引致官商勾結的批評，民間團體主張政府循法律途徑收回土地，惟各方難達成共識。

因此，何俊傑認為，在備受爭議的土地分配議題方面，如果有社會機構參與，或能緩解民間對「官商合作」的負面印象。

他表示，「我想像在官商的合作中加入『民』，以官商民的模式處理房屋問題，能否建立一種新的論述，打造民眾也能接受的合作模式。」他建議，如果能有一個制度令服務團體、公益團體參與，或可減少批評的聲音。

邱勇則表示，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公私營合作模式產生不少問題。如果一個社會企業在某方面做得好，例如房屋問題，相關的題目都找這個社會企業參與。因此，香港的社會企業應做到分眾化，找到各自適合的位置，才能確保沒有群體被忽視，這也是社聯在社會共享計劃作為一個中介、審批平台的意義。

只是，目前帶有公益性質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中，青年並非服務的第一考量。何俊傑表示，社聯正在規劃屯門的三棟村屋，營造「青銀共居」的環境是考慮的方向之一。

劏房外的喘息空間玖樓團隊希望能與政府就閒置空間展開合作，何俊傑也提到去台灣考察時，看到台灣國營企業台灣電力公司與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合作，將閒置的台電宿舍重新裝潢後出租給弱勢團體。

邱勇也建議，香港政府有一些閒置的宿舍，例如水務署宿舍或學校宿舍，都可以交由擁有管理房屋經驗的非營利機構管理，既不浪費資源，也能提供居住空間。立法會議員謝偉銓則結合即將來到的第二波「活化工廈」，同樣希望透過官、商、民三方合作，以共居形式解決青年住房問題。

在香港，「共居」與「官商民合作」的全新模式正在醞釀中，也為香港居住問題提供新選擇。共居期間，居民能在龐大生活壓力下得到喘息的空間、擴大交友圈，在離開之後可帶走一些什麼？或許是更多的自信或更好的經濟能力，這都是共居超越「提供可負擔的居住空間」，並賦予一個社會更深刻的意義。

有些住戶搬進去後很興奮因為窗戶能看見海長期住在劏房而患有抑鬱症的人來到共享房屋情況都有好轉—香港社聯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項目總監何俊傑公屋到居屋之間 設階梯助上流活化工廈濟急 實驗「青銀共居」從公屋到私人房屋的差距很大，距離太大是爬不上去的就像樓梯都是一級一級上，因此在距離之間要加一些階梯—立法會議員謝偉銓2017 年，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後，隨即宣布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土地大辯論，提出短、中、長期解決香港居住問題的方案。即使是短期方案，也是以十年為單位，對於現在迫切的居住問題，並沒有緩解的辦法。

現時公屋輪候制度以家庭、高齡者作優先考量，單身青壯年在漫長的等候期間，能否將共居作為一種過渡性選擇？

現在港台共居模式，被視為一種過渡性房屋選項，從2012 年的光房實驗，2015 年的玖樓開辦，再到2017 年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都受限於業主與營運團隊簽約的時間。共居在港台兩地發展，成為一種「暫時」的選擇。

共居可作為過渡性房屋2017年，謝偉銓成立名為思籌知路（Hong Kong Seek Road）的智庫，以城市規劃為題舉辦比賽，以設計一個100公頃的土地、10萬人口的市鎮為題，廣邀民間拍片貢獻想法。

他笑着說：「最後決賽的六個隊伍中，起碼有三隊都提出長幼共融（青銀共居）的想法。」謝偉銓認為，共居無法紓解長遠住屋環境問題，因其標準較低而寬鬆，但它是能緩解住屋問題的方法之一。對於共居如何紓緩房屋問題，他提出結合「青年共居」和「活化工廈計劃」，由業主為政府提供單位，青年共居、青銀共居都是可嘗試的方向。

選擇工廈作為推行共居的目標，原因在於過去因活化工廈計劃得益的多為業主，租客反而因為改裝後租金上漲而被迫離開。謝偉銓認為，活化工廈後，可要求業主提供部分空間，以一塊錢或較廉宜的價錢租給政府，政府可以分配給協作的企業和租戶。

整合工廈各業主的意見並不容易，因此謝偉銓主張，先從單一業權的工廈着手，香港約有1,400 多棟工廈，其中370 多棟是單一業主。他主張鬆綁工廈改建成居住空間的技術限制，以整棟翻修的形式，讓工廈可以成為青年商住兩用的Loft空間，並交由一些NGO運營。

「年輕人吃得簡單，不喜歡煮飯，作息也更有彈性，如果讓辦公的地方和住房結合，也可以減輕年輕人的負擔。」港府的房屋政策以家庭上樓為優先考量，對青年群體的關照不足，活化工廈可吸納年輕租戶。此外，活化後的工廈可以成為青銀共居的實驗地。

青銀共居社區曾在西班牙獲得廣大的成功，阿利坎特市（Alicante）會為年輕人提供住宿折扣，年輕人在社區可陪伴長者或為他們勞動，而老年人也可以提供經驗傳承。

不少國家早已建立集中式養老社區，讓社區裏面的功能發揮起來，做到大型「共生社區」。香港要發展社區化的青銀共居有其難度，即使在台灣成功經營青銀共居的玖樓團隊，也沒有經營樂齡社區的經驗。

玖樓經營青銀共居時，需要挑選住戶，在香港發展青銀共居，也可能會遇到文化、私隱方面的問題。邱勇指出，在歐洲發展青銀共居是成功的，但不代表放在香港就會成功，例如世代問題及價值觀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像玖樓青銀共居的住戶都經過「篩選」，要試辦青銀共居，也需要找更多open-minded的人。

此外，國外的共居模式是每一個人都享有獨立的空間，用社區的概念去運行，能保有某程度的私隱。香港還沒有樂齡社區的相關例子，目前社聯正在商討將三棟位於屯門的村屋開發為青銀共居社區。

促鬆綁工廈轉住宅條例對於「共居」，謝偉銓將其視為置業階梯以外的過渡性住宅，在公屋到居屋之間，像階梯一樣提供過渡性選擇：從公屋、綠置居、居屋到首置屋，一層一層的前進，「從公屋到私人房屋的差距很大，距離太大是爬不上去的。

就像樓梯都是一級一級上，因此在距離之間要加一些階梯。」謝偉銓形容「就像是一開始只能買得起一般的麵包，再來買多一點牛油，再買香一點的麵包，最後可以吃到像Lady M那樣的糕點，都是一級一級往上的。」他表示，在階梯之間，過渡性房屋可以彌補這些不足。

但對於過渡性房屋的質疑，其實從來沒有少過。許多推廣共居的機構都希望政府鬆綁建築標準，包括放寬共居單位的消防條例、工廈單位轉住宅單位的規管等。「會有人批評為何要推行一些比現有水平還要低的東西，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落地的想法。對你來說這標準訂得低，但你也要看現在是什麼標準，有沒有得到改善。」謝偉銓強調，共居只能作為「緩解」居住問題的方法，不是用共居直接解決問題。

謝偉銓坦言，「長遠當然不希望只做到這樣，現在你要有麵包但沒有麵粉，在等待麵粉的期間他就要餓死了，沒時間討論麵包外形和味道。」他倡議青年共居與工廈結合，如何緩解居住難題是現在迫切的問題和優先考量。

「十年以後的事情對居民來說太遠，我們要給一些reachable的目標。」但對於共居項目交由誰來做，謝偉銓認為應由政府協助，社會服務機構經營，政府的組織太大，又要相互制衡，會有效率低落的問題，而私人企業會有追求營利、跟股東交代的包袱，因此由政府資助有相關經驗的NGO或社會企業是最好的做法。

西方的共享概念由來已久，謝偉銓強調，共居、官民合作的觀念在香港都在起步階段，「觀念一定會轉變，時代不同。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過去的時代是不行的，要與時並進。」家的概念一直在變化，而共享概念對於等候公屋、等待有能力購買房產的年輕人而言，或許可以視為一種有效利用空間的選擇；但是要根本解決居住問題，仍是香港政府無可迴避之責。

聯結商舖社群 增值住宿體驗共居空間先驅 盼促成共享經濟「對香港人來說，房屋一直是最頭痛的問題。」政府將資源優先注入輪候公屋多時的家庭，社會服務組織優先關顧弱勢團體，Synergy Biz Group 則把眼光放在香港的青年身上，作為打造香港青年共居空間的先驅，Synergy 團隊同時也在摸索香港企業和社會共贏的模式。

Synergy Biz Group創立於2014年，發展至今在香港已擁有近十個共享空間，其中兩個是單棟式共居住宅，與台灣的玖樓團隊不同的是，Synergy 團隊的專業是建築和工程，並透過融資方式買下物業長期經營。Synergy 發展經理周翃宇（Michelle）表示，「我們跟玖樓相似的地方是，很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青年提供可負擔房屋「提供可負擔的房屋，是我們的第一個前提。」 Synergy團隊創辦人兼總監黃兆麟表示。

建築工程專業出身的黃兆麟觀察到香港市區有些很好的空間，使用率卻不高，憑藉構建學校宿舍、改裝酒店旅館的經驗，他希望為年輕人提供可負擔的房屋。現在Synergy團隊在紅磡和旺角各有一個共居空間，提供約250個床位給年輕人。

共居模式在香港並不容易發展，不同於玖樓與業主合作的模式，為了能夠長久經營，Synergy 團隊透過融資去收購物業，成為業主之一；又或是直接找投資者收購物業後由團隊代為管理。他透露，台灣租金比較便宜，跟業主比較能夠合作，像玖樓就是以二房東的方式去營運。但香港租金比較高，業主期望可以得到更高回報。「所以我們會融資去收購物業，藉着資產投資，發展會比較容易一點。」由於以「提供年輕人可負擔房屋」為前提，Synergy 團隊提供的床位租金以年輕人收入的30%、40%為標準，在「最小化私人空間，最大化公共空間」的規劃下，以公共空間60%、私人空間40%的比例作規劃。Michelle透露，私人的床位雖然不大，但是每層都有廚房和共用空間，並透過社群活動營造共居生活。

此外，與玖樓的「台式共居」不同的是，這種「港式共居」考量到香港人工時長及想避免住戶糾紛，團隊將清潔費、維修費包在住宿費當中，社群經理會協助調解糾紛，並會舉辦活動令「青年共居」變得更吸引。根據Synergy 團隊提供的租戶資料，56% 租戶年齡介乎18 至22 歲。年輕的在職人士約佔55%、學生則佔45%，租戶的職業分布亦較多元化（見表一及表二）。

Michelle分享，有醫生入住他們的單位，因為覺得社交空間過於狹隘，「不想上班看到醫生，下班也看到醫生。」住戶來自不同行業，如社工、傳媒、餐飲業及教育界等，可以認識不同的人，與玖樓相同，社群鏈結也成為賣點之一。

「我們的住戶很喜歡一起煮飯一起玩桌遊，有時假日也會相約一起衝浪，在天台做瑜伽，世界盃的時候大家也一起看球賽。」Michelle表示，共居跟劏房的差別很大，不應相提並論。「劏房是你只有那個居住範圍，但共居還有共享的空間和社群。」 Michelle認為，經營共居團隊關鍵在於怎樣「增值住宿體驗」，包括舉辦社群活動、管理住戶的生活瑣事，需花心力經營。因此，Synergy 團隊都希望租客能簽一年以上合約，「因為經營社群需要時間。」「共居的存在其實就是一種選擇。」Michelle如此認為。Synergy團隊的青年共居或許不適合所有香港青年，也沒有辦法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但他們確實讓香港青年在住房的菜單中多一個選項。

黃兆麟透露，Synergy 團隊期許能成為與社會產生共同利益的「共益團體」，但在私人住宅空置率只有3.7% 的情況下，要找到合適又符合團隊理念的物業是一大難題。他表示，有業主提出一起投資共居。但詢問的形式卻是，「我有一棟房子，可用共居形式租出去、住很多人，可以賺很多錢嗎？」反映部分香港人視房子為投資的項目，而不是居住的項目。

Synergy 團隊不排斥與港府合作，也躍躍欲試。團隊希望未來可透過與政府、NGO、市區重建局合作，以團隊的專業優勢和企業的管理效率，緩解青年住房需求，做到共居的核心目標—社區營造，並擺脫大眾對青年共居等於學生宿舍、高級劏房的批評。

香港也有社區營造的例子，例如香港一級歷史建築「藍屋」的「WE嘩藍屋好鄰居計劃」，當中不只有販賣二手物的雜貨舖、在地化的小商舖，居民更可以貢獻社區取得「時分券」，換取實質的物資。

回到共居最初發源地北歐，現在的港台共居環境仍是「分散式」，通常只是一棟大廈當中的幾戶，少有整棟大廈或整個社區發展。租戶只能透過第三方，例如社工及管理團隊來維繫住戶的情感，較難發展成西方的共居社區，尤其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發展共居社區仍有其局限。

回歸社區營造核心價值Synergy 團隊期盼能真正落實共居精神，在香港經營共居的業者，預計將在2018 年底合作推出線上共居平台。除了幫助有不同需求的客戶配對合適的空間、讓需要託管物業的業主聯繫外，也希望建立一個線上的共居社群平台，令受到土地限制的「共居社群」有落實的可能。

Michelle 透露，「希望和香港不同商戶合作，讓共居的住戶可以使用工作室、餐廳、洗衣店、健身房等涵蓋衣食住行及娛樂的服務。

共居才能真正脫離地區的限制，真正達到共享經濟的效果。」目前規劃的運作模式是每月發放代幣，讓住戶根據自己的需要使用。

團隊希望透過網絡，打破地域的限制，真正做到「共益社區居民」的核心價值。Michelle 表示，未來當你入住一個共居的空間，就可以連結香港的共居社群。目前團隊也計劃在香港各區做Town Hall，讓共居住戶能有更多實質的聯繫，實踐共居真正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