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海外醫生 打破惡性循環

由筆者擔任主席的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本年度合共通過了92項工程及顧問項目，涉及撥款額高達2340億元，兩者都創下歷史新高。當中屬於建築工程的項目，撥款額最高的頭幾位均為公營醫療設施，包括造價逾368億元的啟德新急症醫院、86億元的將軍澳中醫醫院，北區醫院擴建單計地基工程亦須21億元，港大醫學院擴建預計又要用超過30億元。前後兩期的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總共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港珠澳大橋、高鐵及沙中線工程的總和還要高。

不過，議員在審議有關項目時，除了關注造價、設施及建造時間，更關注的是人手問題。如果沒有足夠醫生和護士提供服務，再興建幾多間醫院，再加多幾多張床位，都難以提升公營醫療質素及縮短專科服務的輪候時間。香港每年都有不少病人，尤其是長者，等見醫生、等做手術，等到病情惡化，甚至身故都未等到。在香港這個文明進步、醫學發達的社會，有關情況根本不應該出現。

增加醫護人手，我認同最好是加強本地培訓。雖然港大及中大醫學院都正在進行擴建，政府及教資會亦很樂意增加資助，但估計同樣因為人手不足，缺乏足夠的專科醫生任教，因而未能在短期內大幅增加醫科學額，形成惡性循環。

亦有人質疑香港是否真的不夠醫生。早前疫情肆虐，不少市民有病都未必馬上求診，擔心會交叉感染，聽聞有些私家醫生一度生意大減。但他們大多不願轉到公立醫院工作，一來可能會收入減少，二來是怕辛苦，擔心會「做到傻」。公立醫院醫生之所以「做到傻」，原因正是人手不足，形成第二個惡性循環。

新畢業的醫護人員，在公立醫院捱完幾年，累積了一定經驗，考取到專科資格，往往就會跳出私人市場「搵真銀」，生活也較為自由。近年不少本地醫護人員被外國高薪挖角，因為全球許多國家及地區都缺乏醫護專才，推出種種計劃吸引他們到當地工作，甚至移民，導致大學培訓再多醫生及護士，也是長期供不應求，又是另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香港的醫生對人口比例，比起這些跟香港搶奪醫護專才的國家及地區還要低。現時每一千名香港市民，只得不足兩個註冊醫生，新加坡有多於兩個，英國美國有三至四個，德國更有多達近六個。再參考非本地培訓醫生佔整體醫生的比例，香港與外國就相差更大，香港只有1%的註冊醫生為非本地培訓，大部分海外先進地區起碼有一至兩成為非本地培訓醫生，當中紐西蘭的比例更高達四成。

事實和數字證明，要打破上述多個造成香港醫生短缺的惡性循環，顯著提升醫生對人口比例，除了增加本地培訓，亦必須同時擴大輸入，與全球各國一同競逐醫護人才，這就是立法會日前三通過的《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立法背景。

任何輸入外地勞工，包括輸入外地專業人才的建議，都總會惹來本地僱員及相關專業的憂慮，甚至引起強烈反對，因為增加了供應和競爭，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他們，例如變得不再那麼「吃香」、難以再收取過高的費用，對顧客、亦即對病人的服務態度要提升等。但作為立法會議員，包括來自功能團體的議員，我們更應關注整個社會、全港七百多萬市民的利益，是其是、非其非，顧大局、敢擔當，而不應只顧自己與所屬業界的利益。

有人擔心輸入外地醫生，醫療質素將難以保證，又未必識中文和廣東話，與病人溝通會出現困難。今次草案雖然擴大了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範圍，但同時亦有保留及增設多重機制，以保證來港的醫生有足夠醫療水平。而相對於有醫生做到死、有病人等到死，語言和溝通問題一定是比較容易克服。

回顧最近十多年多次有關醫生專業改革的爭議，難免會令人覺得上述反對輸入醫生的理由，其實只是藉口，實情是行業保護主義作怪，以至是部分人口中的「醫生霸權」作祟。身為專業人士，筆者當然尊重「專業自主」原則，但專業主自、自我監管不能變成「無王管」、變成行業或專業保護主義。如果專業自主的結果變成損害公眾利益，甚至危害市民的生命和健康，有關專業便不會得到市民尊重，不值得受到法律保護，政府便有責任作出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