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23信報 銓研傳言 理性檢討公院收費 落實醫療融資改革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 謝偉銓

特區政府與醫院管理局於今年3月和5月，先後公布了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及提高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的建議。前者包括調高急症室等多項公立醫院服務的收費水平，引起部分基層市民及政黨、議員反對；後者則遭到一些私家醫生及醫院，質疑其必要性與可行性。其實兩者均屬於醫療融資改革的一部分，立法會上周辯論了有關議題，在此與讀者分享本人的看法。

香港的醫療融資問題，早於回歸前便開始進行研究和討論。政府於1999年初發表俗稱「哈佛報告」的《醫療融資顧問報告書》，已預示了香港醫療體系近年出現的種種問題，包括人口老化加劇、醫護人手短缺、公私營醫療失衡、基層醫療受忽視，以及公共醫療開支增長過快等等。報告當時警告，如果再不盡快推行較根本性的改革，公共醫療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比率很快便會升破兩成。

99年5月5日，即距今超過26年前，當時的首屆立法會曾就同一問題進行辯論，當年的衞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如此答辯：「投入經常性開支的20至23%到公共醫療服務體系上，我不認為市民會認同這種『融資方法』，皆因我們沒有人能接受單為醫療，而要犧牲對其他同樣重要的公共項目，例如教育、房屋、福利等方面的開支。」

26年後的今天，哈佛報告提出的「聯保供款制度」、亦即其後被反對人士稱為「強醫金」的建議，還有調整公營醫療收費、增加醫護人手、改革私營醫療監管制度等等，都因為不同理由而遲遲未有推行。政府的醫療衞生經常開支總額幾年前已突破1,200億元，較99年的600多億元翻了一翻，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比率一度升至22.7%，即是當年官員口中的不可接受水平。這亦是政府庫房近年出現嚴重財赤的成因之一。

一個26年前經已指出的問題，為何一直都未能認真處理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

香港的公私營醫療失衡嚴重，兩者僱用的醫護人員數目及年度開支總額相差不多，但公營醫療系統服務的病人比例卻高達九成，私營僅佔一成。除了因為私營醫療服務收費偏高，公營收費過低亦是成因。尤其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的專業水平還相當高，對病人基本上是來者不拒，不少已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會專登飛返香港到公立醫院求診。收費低，質素高，需求大，但人手及資源供應有限，自然會造成服務短缺，導致非緊急病症的輪候時間延長，引起市民不少怨言，亦增加了病人由小病等到變大病的風險。

政府及醫管局過去曾多次提議調高公營醫療收費，目的除了適度增加收入(但仍遠遠未能收回成本)，更重要是藉此減少濫用和浪費行為，以及藉收窄公私營服務的收費差距，鼓勵有能力的病人轉投私營醫療體系，紓緩公營醫系統的壓力和縮短輪候時間，讓到有迫切需要和無能力負擔私營服務的基層市民，可更快獲得所需要的治療。

然而，有關加費建議每每都遭到一些市民、議員及政黨反對，批評政府向基層開刀。尤其是臨近選舉的時候，反對聲音就更為響亮，令部分官員因而退縮。至於如何妥善處理現行收費模式會導致的輪候時間延長，濫用及浪費增加，以及遲早會令到政府財政爆煲，最後大家都成為輸家的問題呢？反對者則未有提供答案。

醫療改革困難重重，另一原因是保護主義作祟。改革醫務委員會制度、放寬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善用中醫藥及其他輔助醫療服務等建議，推動了十多年進展仍慢如牛步，在立法會更屢遇拉布，不少人指出，是因為觸動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人更歸咎是與近年的醫療衞生官員及醫管局管理層，十居其九都是西醫出身有關(這個情況在外國或內地都並非常態)，因而出現了所謂的「醫醫相衛」、甚至「西醫霸權」的問題。

醫療改革必須將病人及市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今屆政府先後推出了多項已磋跎多年的重要醫療改革，包括放寬輸入醫護專才、加強中西醫協作、推動基層醫療護理、提升輔助醫療服務和地位、調整公營醫療收費、提高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以及強制私家醫生將病人的重要病歷資料上載「醫健通」等，讓社會各界都看得見政府有改革的決心，不會再次遇難避事，半途而廢。

就此，筆者呼籲所有市民、議員及醫療人員，都應以病人和納稅人的長遠利益為重，摒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理性、務實及前瞻性地考慮各項醫療改革，齊心攜手，有序、有效地將建議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