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南下深圳,與香港工商界舉行座談會,提到香港的企業家不要只當「評論家」及「旁觀者」,要肩負社會責任及以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發展。有評論指香港接連有土地及發展項目流標,中央擔心會影響未來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故通過座談會敦促發展商積極投地。筆者認為有關看法過於狹隘和片面,相信夏主任的言論並非針對個別行業或事件,而是涉及更深層次的政府、商界,以至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
首先,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特區政府已摒棄了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尤其是現屆政府提出了多項積極推動經濟及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整體而言香港經濟運作仍是「大市場、小政府」,不像內地般擁有佔據市場領導地位的大量國有銀行和企業。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及發展計劃,若得不到工商界的積極配合,成效便會大打折扣,甚至無法落實,估計這就是夏主任形容香港工商界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意思。
另一重要背景,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近年對我國作出種種無理打壓,除了令內地經濟面臨挑戰,香港也難以獨善其身。在眼前經濟欠佳,未來發展前景又不明朗之下,企業根據自由市場法則,力求賺取最高利潤及盡量規避風險,難免會倍加審慎甚至縮減投資。這不單會對香港的經濟、就業及社會民生造成負面影響,亦會令企業錯失了參與香港和國家的長遠發展,將自身業務做大做強的機遇。
此外,即使在經濟及樓市好景時,部分企業只求「賺到盡」,少談社會責任,亦某程度助長了部分市民的仇商、仇富心態,提高了一些「官商勾結」及「利益輸送」陰謀論的可信度,激化了不必要的階級和政治矛盾,最終導致官員行事步步為營,逐步將涉及商界的政策、審批和招標、合約條款收緊,反過來限制了相關企業和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年多前的「七一講話」,已提出特區「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要貫徹落實這一點,筆者認為香港的官、商,以至社會大眾都需要識變、應變、求變。
政府方面,筆者近年多次指出,香港各級公務員都要改變只當「監管者」的心態,積極扮演好「促進者」和「促成者」的角色。要增強對市場情況、行業發展、商業運作和企業經營困難的了解。杜絕「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及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陋習。要擔當作為,主動求變,積極協助商界排難解憂。
對於土地及房屋發展,官員切忌過度保障自身及政府利益,而將所有工作和風險都推卸給發展項目的入標者和申請者。各類招標、補價或建築合約條款要有靈活性和前瞻性,善用私人市場力量和信任專業,致力精簡及加快審批。否則即使北都發展引入了「片區開發」模式,也會有流標以至爛尾的風險。
商界方面,夏主任已提出了6點要求,包括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積極開拓創新,探索新產業和新業態;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共同推進長遠發展規劃;堅守企業社會責任,為增進民生福祉多貢獻;堅定愛國護港,向外講好香港故事;以及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發展大局。筆者還想提出第7點,就是商界應積極、主動發聲,就香港的經濟發展、產業政策,以至個別的行業或項目的具體情況,向特區政府提出更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從而協助官員完善相關的政策和計劃。避免只會公開讚好,暗裡批評,令政府難以切實改革求進。
社會大眾方面,市民應改變視政府促進商界發展,與私人企業交流合作,就等同「官商勾結」或「利益輸送」的錯誤觀念。事實上,絕大部分市民都會支持、以至責成政府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對旅遊、零售、餐飲,以至金融、創科等高端行業給予適當支援,唯獨一涉及土地及房屋發展,部分市民便會產生負面觀感,並要求政府對有關行業及企業特別苛刻。
有關看法估計是源於香港的高樓價、高租金和擠迫居住環境,以及過往一些攬炒派及仇富人士的抹黑所致。政府及業界不應因部分人持有關看法而畫地為牢,自我設限,但同時亦要積極澄清解說,以實際行動改變這些負面形象,團結社會各界,攜手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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