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議案

2014.11.26

“政制改革”議案

主席：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決定，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另外立法會全部議席最早亦可於2020年由普選產生，有關決定為香港政制改革之路，訂出了清晰的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時間表，這絕對是香港民主進程上的一大步。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給予香港普選承諾，但香港要有效、切實地推行政制改革，如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為落實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提供先決條件，我們必須緊守兩大原則：一是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二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制改革作出的所有相關決定，包括在今年8月31日對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作的決定。所以，有關政改的任何建議或方案，如果偏離或違背了這兩個大原則，實際在憲制上已經是欠缺法律基礎，很難獲得接納。

主席，如期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及大部分香港市民的期望和目標。倘若仍然有人堅持一些不切實際的建議和方案，令香港無法如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並直接影響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最終只會令香港政制無法向前發展，被迫原地踏步，甚至向後倒退，相信這絕對不是大多數香港市民希望見到的結果，亦非香港之福，所以我希望在普選問題上，仍然堅持那些不切實際建議的人士，能夠早日回到務實方向，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香港長遠利益著想，促使普選方案在社會上早日達成最大共識。

過往，在社會上討論政改方案的時候，間中會聽到有人提出，有關方案要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指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安排要符合國際標準，今日的修正案亦有提及相關內容。不過，《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曾經在報章撰文批評，一些人提出並堅持香港普選模式的「國際標準」，其用意不過是想借此將國際法凌駕於中國法律之上，目的是要用「國際標準」來壓低、抗拒《基本法》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爭奪普選的主導權。

主席，我認同饒教授作出的有關批評，因為過去我一直質疑，提出這些要求的人，究竟他們知不知道香港普選的法律根據是甚麼？何謂「國際標準」？從甚麼角度去衡量「國際標準」？其實，所謂的「國際標準」，對不同人而言可以有不同的標準，根本無一致的標準，所以說到底，提出香港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的人，他們只是希望香港普選能夠符合他們心目中的標準，至於是否符合剛才我所講的兩大原則，即《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他們可能未必會理會或者是拒絕理會，就如饒教授所指，因為他們要爭奪普選的主導權，他們這種意圖是不會獲得支持的。

至於修正案涉及的另一內容，要求政府不遲於2020年廢除立法會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全面普選立法會議員。首先，根據普選兩大原則之一，是要根據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進行，即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之後立法會可於2020年由普選產生，所以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普選立法會的先決條件，至於2020年是立法會可以進行普選的最早時間，而非最後限期，如果議員否決了普選特首方案，不但無法如期在2017年落實普選特首，更會直接影響立法會的普選進程，不可能最早於2020年實現普選立法會；另外，有關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去留問題，現階段社會上仍然未有較大共識，有市民要求取消，亦有市民強烈希望功能組別能夠繼續保留，所以在未有充分討論和取得較大共識下，貿然作出任何決定，是不切實際和不會得到支持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